将“失”的“乐园”:妓院的情感形式 ——妓院两性关系和道德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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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失”的“乐园”:妓院的情感形式——妓院两性关系和道德变迁妓院的存在在中国由来已久，在文学长廊中，妓女形象也分外多。古代才子佳人故事中的佳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妓院，唐传奇和...
将“失”的“乐园”:妓院的情感形式——妓院两性关系和道德变迁妓院的存在在中国由来已久，在文学长廊中，妓女形象也分外多。古代才子佳人故事中的佳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妓院，唐传奇和绮丽的花间词里不乏这样的人物，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红佛夜奔等，他们不是“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男子人生美境的背景和陪衬，便是遭遇“始乱终弃”的烈女弃妇。在女性尚未取得独立身份和地位且男女交往不自由的男权社会，女性情感的遮蔽以及普通两性情感缺乏关注是非常自然的。无论是以技艺悦人的歌妓、艺妓还是以色相侍人的官妓、私娟，其依附的地社和集体的失声是一致的，妓女在妓院里找寻情感的尝试几乎注定是失败的。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上海，妓院的繁闹却带来些微历史新气象，·妓女形象似乎发生了逆转。在金钱与欲望力量的参与下，妓院的情感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妓院两性关系和道德变迁从一个传统小县城到现代大都市，上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费性、娱乐性及金融性都市呈现于世人面前，而非巴黎、伦敦、柏林式的生产型工业大都市。而在清末民初期间，妓院在租界的一枝独秀以及它所带动的消费领域的繁盛在多大程度上支撑着上海的繁荣，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贺萧在《危险的愉悦》里专门提到在工部局内部针对取缔妓院引起的巨大分歧以及屡次取缔的失败，证明着妓业与上海尤其是租界繁荣的深刻联系。新近出版的《上海。爱》的作者叶凯蒂先生很早就关注城市与女性的关系，并非常大胆地指出，租界里的妓女在某种程度上是妇女解放的先声以及在城市风尚及娱乐业中不可小觑的引领作用。的确，妓业在租界的繁盛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普遍的风景。晚清时，朝廷制定了禁止官员缥妓的严格律令，并在上海县城内取缔了妓院，妓女们慢慢转入租界经营。租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特殊的地位以及工部局对于整伤中国民众道德的无意，从而直接促进了租界内妓业及消费行业的繁荣。尤其是天平天国运动对于内地农村经济的破坏，导致了众多破产农民包括妇女流入租界，当妓女成为都市里较易进入且又有相当收入的好职业。租界出于繁荣商业的考虑，由工部局发给妓院营业执照并制订相关章程，从而使卖淫缥娟合法化，并提供基本的管理和服务，更加速了上海娟妓业的畸形繁荣。当时的上海，有“堂名”的正式妓馆数千家，人数不下万人。1915年，公共租界中平均16个女性中就有一个妓女。继高等妓院后，野鸡妓院、钉棚、花烟间、秘密卖浮、变相卖淫等的发展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1917年，英国学者甘博耳对世界八个大都市的娟妓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伦敦1:906，柏林1:582，巴黎1:481，芝加哥1:437，名古屋1:314,东京1:277，北京1:259，上海1:1370①妓业的繁盛促进了娱乐业和消费的繁荣，而商业的发达也促成了娟妓业的职业化。到1930年代，上海中外娟妓的人数冠甲全国。②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专写妓女的狭邪小说，实则大都借妓女写上海，通过欢场人生以及勾连的社会图景展示一个变迁中的都市，从而确立了都市小说中“花”(女性)与“海上”(都市)的天然对应。通过晚清狄邪小说中对十妓女以及_卜海娱乐体闲丫问的叙写，形成了都市与妓女形象的对位和九.文}均意象结构，通过妓女群体丰富而允满歧义的刻幽，文本中的“卜几海”不断被仓}J造和衍生出来，成为既被渴求但又被嘲弄的对象。其中尤以韩邦庆的《海上花》最富文学意味。在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路途中，文学不是参与社会的变迁，便是给出变迁的讯息。从《海上花》中，我们看到了上海从传统小城向现代都市变迁中在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社会结构等的变动，特别是在妓女及妓院内外两性情感关系和道德关系的变动。从中可以看出城市人的道德、城市人的感情己开始变异，具体体现在两性关系中欲望和理性的觉醒，包括情欲的普遍发动和金钱理性带来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正如张爱玲所说，在男女交际上相对自由的妓女往往享有一般女子没有的便利，女性特征也比较明显。晚清时上海的妓院，成年男子可以获得社交的便利以及情感的放松，而年轻的男子则将花间生活当做与异性交往的实习，似乎是成年的必经阶段和仪式。对此，各方面似乎己然达成共识，长辈不羞于和小辈共同进出妓院，以及同桌吃花酒，甚至是鼓励和怂恿的姿态，譬如《海上花》中朱淑人是其兄朱蔼人带进的，上海本城宦家子弟陶云甫对于弟弟陶玉甫的不超脱显然是不满意的。李实夫对于侄子李鹤汀爱赌不太赞同，而对于缥是鼓励的。对于男子流连花丛的行为家中的妻妾是不能有异议的，被老婆管束过严的姚季药时常遭人讥笑而大塌面子，像钱子刚老婆那样的宽心人怕也是不多见的。而在妓院的环境里，妓女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异性交往，既顾着生意，也可以有选择地培养两性感情，在物质享受及情感满足方面是胜于普通女子的，但也带来了金钱、欲望与感情的复杂纠葛。首先需要承认的是，在那时的上海妓院，至少在长三、么二堂子里，异性的交往不少是基于感情的，妓女中也倾向于有几个长做的客人，彼此保持一定的忠诚度。因此，在书中妓女与缥客几乎是一对一或一对二的形式，沈小红与王莲生、小柳儿，黄翠凤与罗子富、钱子刚，陆秀宝与赵朴斋、施瑞生等似乎是一明一暗的对应。缥客们也大都有固定的去处，王莲生与沈小红、张惠贞，罗子富与蒋月琴、黄翠凤，姚季药与卫霞仙、马桂生等是先后关系;而保持一对一联系、并且很有寻常夫妻气氛的大有人在，譬如陈小云与金巧珍，庄荔甫与陆秀林，陶云甫与覃丽娟等。高亚白与姚文君真正是冤家聚头、难得对眼，葛仲英与吴雪香竟然高高兴兴地生起了儿子，陶玉甫与李漱芳则堪称宝黛爱情的再现。这些在第25回“翻前事抢白更多情”、第36回“绝世奇情打成嘉祸’夕、第41回“入其室人亡悲物在”，第45回“吴雪香祥占男子吉”，第57回“老夫得妻烟霞有癖”等多处有所涉及。但即使是在情深意浓的李漱芳和陶玉甫之间，情感也不是没有缝隙的。痴情的玉甫在族人一致反对的压力下坚持要立漱芳为正室，在漱芳弃世后坚持不纳烷芳为妾，希望保持他们情感的完整及无可替代，对于这样的感情，漱芳在身前却不是放心的，因身体原因不能跟局时，总是派上相帮、大姐几个，她对玉甫的过度爱惜几度让云甫甚感煞风景;而她不愿搬去西山静养、坚持在妓院“住院”也让玉甫“错会深心”，说到底，在妓院的环境中，一份安稳的情感是多么不容易。妓业的职业特点以及势利的都市环境决定了妓女与缥客间是不可能保持单纯的情感联系。妓女与恩客乃至缥客之间交际最直接的目的仍是金钱和利益，这决定了人与人之间亲疏与否、是否结交以及在人际圈中是否有号召力的重要参照。江南富商黎篆鸿及一笠园主人齐韵雯受人追捧，连男仆匡二都看不上眼的妓女屠明珠人老珠黄，却还受抬举显然是因为她己经升格老鸭并拥有了一幢“妓女的宅子”，经济实力让她可以拥有奢华的物质享受以及人际交往的自由度。风流广大教主齐韵雯之前还为没及时告知成全玉甫与漱芳的解局办法而遗憾，但在朱淑人与周双玉两个情窦初开的男女情事上，却一反成人之美的美德，对于朱淑人意图拒绝黎篆鸿女儿的婚事持反对态度，他秉持的观点显然也代表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势利，而且周围人对于这种势利是谙熟而认同的。只有初入此道心高气傲的双玉看不透，把情感寄托在一个懦弱的男子身上而蒙在鼓里。可当她得知朱淑人己完婚彻底无望时，意图逼迫淑人一同喝鸦片酒赴死，如此刚烈最终也还是一万洋钱了结了这段情。在这一出中，中间人洪善卿、妓女周双珠从敲竹杠中明显受惠。张爱玲在国语译本中，对于鸦片酒注明“将喂蟋蟀的梨熬成梨膏糖似的的黑色浓汁，烧焦了有苦味，再加烧酒，形似，也味似生鸦片烟馋酒”，似乎在暗示逼吃鸦片酒一出不过是双玉的计谋，从回目“移花接木妙计安排”来看，还是有道理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移花接木”意为把“把带花的枝条嫁接在别的树木上。比喻使用手段，暗中更换人或事物。”在众多的妓女和恩客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典型:洪善卿与周双珠算是一对好搭档。作为永昌参店的老板，日常处理的事情大都是从替人采买、从中周旋中获利，从王莲生与沈小红、张惠贞的纠葛中，无论采买还是周旋，妥帖应付各方，做人圆融。他留宿周双珠处往往不是有事要谈，便是结交的考虑，要不就是天气原因不便回去，在双珠处有几次提到双珠的嫁人，善卿不是绕过便是晒笑无回应，双珠对此己知他的无意，即使另做打算，也不介意与他的合作。多年在一起，彼此也算是知根知底，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和奢望。算是有一定感情，但却非常理性地处理彼此的关系。一旦没有交际的需要，洪善卿也就好久不来了。黄翠凤身上则凸显了她对于金钱理性以及对于自身命运超强的掌控能力。她以死相逼赢得与老鸭黄二姐关系的主动，她的欲擒故纵稳稳将罗子富从蒋月琴处拉到自己身边，并死心塌地为其服务;赎身时她一箱箱地统计和检点衣箱以及在赎身前后的有条不紊的安排和精打计算上，显示了她极强的理财能力。赎身前对于黄二姐苦口婆心的规劝，其实也是为了撇清日后的纠缠。从最早在张园坐马车时的一瞥，到出局离去后众人说起翠凤制住老鸭的传奇经历开始，以及截留红宝盒断了罗子富的退路，再到赎身前后的表现，黄翠凤一步步完成了对罗子富的诱惑和征服，主动权始终牢牢把握在黄翠凤手中。及至后来联手黄二姐利用红宝盒狠狠敲了罗子富的竹杠，让他报官不能吃了哑巴亏。在黄翠凤等人身上，己经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金钱理性，遇事精于计算，但是特别遵守职业行规。她虽然是被买的讨人，算是被损害者，但是当了妓女，她就认真去完成妓女的本分，并将之作为事业好好经营;一方面她对于黄二姐与流氓势利的勾结看得很清楚，对于暴打诸金花初则不平，并面授机宜，看到诸金花扶不起来做生意又不勤勉，很快就站在诸三姐生意的立场考虑，觉得应该狠狠地打她才对。这在当时的长三、么二妓院里，经济的考虑永远是第一位的，妓女们也己经将其当做一种职业勤勉经营，没有丝毫的低人一等。即使是妓女和相帮、大姐、外场等关系上，也是基于共同利益的不同分工，大家挣钱的目标是一致的，有些是集体投资，会议定每月工资和年末分红比例。而在人格上是没有上下之分的。书中也有几处大姐做得不高兴辞工的例子，比如辞职的阿巧以及在二宝处相帮的娘姨等。唯有沈小红身上则非常有深度地体现了金钱与欲望在情感生活的纠葛。尽管王莲生有着男人尝鲜和偷腥的共性，但毕竟两人多年己积累了寻常夫妻的情感，他的娶张惠贞完全是被沈小红激怒后的报复而己。因此当后来，沈小红因找戏子小柳儿生意日渐清冷，以致跟局的大姐也辞了时，王莲生不免黯然神伤，可见感情还是很深。从沈小红第一次发现王莲生新做了张惠贞后，莲生再次登门时希望解除她的疑虑，沈小红劝说的那些话也都是体己的。后来多次盯视莲生在惠贞处的一举一动，有好几处留下伏笔，其中一次是散局后洪善卿碰着前来探虚实的阿金大(第6回)，在张园，沈小红拳翻张惠贞回中，张惠贞刚到没多久，沈小红还不及梳妆就赶到(第9回)，可见张的一举一动都在沈小红的眼线之下;另一次是沈小红和小柳儿厮混时被阿珠的儿子碰见，后来王莲生为安慰沈小红也在他那里摆了双台。这些既可看做情人间的吃醋、嫉妒，也可看做是妓女间的争夺缥客，但显然是有情感隐私，当然也有做生意的考虑。而她在有固定恩客的情况下，竟然不顾妓业的忌讳，娇上了戏子。这在娟妓业是被认为是下流的举动，而且似乎还有贴补之嫌，对于此，莲生却是最后一个知道，最后的发现导致了俩人的决裂，以致莲生娶惠贞置气。莲生多次想娶小红，可小红一推再推，惠贞说是她过不了平常的日子，这说明做生意是一方面，但借此职业可以享受较为安逸的生活，特别是满足性欲方面会更少羁绊。而张惠贞结婚后也很不争气地与莲生的侄子私通，一方面，我们会猜测莲生在性能力方面可能不够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妓业对于妓女的欲望的确有激发的作用，而妓女也比平常妇女更加关注自身欲望的满足。尽管这满足带来的可能是飞蛾扑火的局面，但欲望一旦燃烧，人的干预是徒劳的;从陆秀宝与施瑞生之间的真本事，我们都可以看到欲望的燃烧。无论是情欲还是赤裸裸的金钱攫取，在书中人物身上并不那么径渭分明，以上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则在同一人物身上，既可能有情欲的煎熬，也可能有金钱欲望的考虑。或者兼而有之。在赵朴斋初见陆秀宝时，秀宝为争取恩客，极力纠缠朴斋，仿佛牛股糖一般，要榨出金水，这牛股糖则是以包裹着攫取金钱内心的情欲面目出现的。朴斋受欲望的蛊惑在秀宝这里上过当后，才开始变得务实些，于花烟间寻求满足，而最后与大姐阿巧的相好，最终使他有机会在欲望之海中浸淫而获得满足，从而获得了对情欲的免疫能力，由此之后，他变成个有分寸的男人。这似乎是都市男女情感的一种形成机制，从朱淑人与周双玉、陶玉甫与李漱芳之间，无论欲望还是情感均是如此，经历这一过程，妓女可以理性看待自己的职业，年轻的男人也可以从容地处理与异性的关系。这一情感的过程在传统小说中往往以少女怀春一笔带过。显然这与之前的写妓女是不太一样的。一般而言，写妓女的多有几种模式，不是被卖就是生活所迫自己卖自己，妓女被刻画成社会压迫的牺牲品，因此故事无非妓女被动地等待着某个男子跳救她出火坑成功与否的等问题，或者是写妓女们对于社会秩序的危害以及带来的道德败坏，无论哪一种，都不把从事妓业看做是妓女主动的选择，而在沈小红在结婚问题的犹豫和推延上恰恰显示出赎身结婚己不是妓女唯一有吸引力的选择，从沈小红与小柳儿花费较大，可能倒贴钱财可以看出妓女并不总是以挣钱为第一要义，女性欲望的发动较之日积月累的习惯和情感来得更具颠覆性。而两性交往中欲望的苏醒，也是开埠后带来的都市症候，从书中唯一一处写粤籍妓女可以看出，开放更早的广州较之上海在这方面走得更大胆。而妓女正是通商口岸的都市在两性问题乃至社会人群变迁上的风向标。不仅如此，欲望的发动也不限于少年男女之间，以及妓女与恩客之间。在妓院的其他从业人员身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情欲的极大的魅惑力。作为狭邪小说之集大成者的《海上花》，虽绝大部分写倡女和缥客，却也涉及了几对仆役的情事纠纷，譬如李实夫的仆人匡二看到主人缥而内心不平衡的变态的情欲，最后与花烟间的潘三携款潜逃，既有情欲的因素，更是攫取金钱的联合;山家园内深读诗书礼仪的小赞和大姐小青牵扯及至“水云无踪”，是基于青年男女情欲的苏醒;从黄二姐不惜贴补她的流氓妍头以及双珠的相帮阿金屡次被阿德保责打而断不了与朱蔼人管家张寿的纠葛，屡次难以隔绝的情欲关系，则令人心惊而真实地再现了情欲的魔力及欲望松动的都市两性关系。可见情欲的放纵是不分年龄的，是整个欢场带来的促动和直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