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构的现代性张力
摘要：经典是传统文学的核心部分，在文学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五四作家对传统文学经典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有所保留和选择，更以进化、人性人情和民间等标准，重释和建构了一批新的经典作品。五四时期的经典重构对于近代思想和文学观有所继承，但更体现了新的思想视野，是现代精神对传统文学的再度发掘和创造。经典重构为新文学寻找到与传统文学的密切关联点，有效促进了新文学被大众接受，并给作家提供了民族化的创作资源，从而使新文学避免走向对民族传统虚无化的道路。这种立足于本土去发现和创造现代的方式，走出了“西化”与“化西”的二元对立，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关系中具有方法学的意义。文学经典对作家创作、文学和文化传统意义都是深远的，五四时期的传统经典重构尽管也有缺陷，但在今天仍富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五四作家；传统文学；经典；建构
五四作家传统文学经典重构活动主要在１９２０年后，它所传达的某些思想观念与新文学运动初期不完全一致，但宗旨却并未背离新文学运动，它的基本理念依然是新文学运动的“现代”，只是在内涵上有所调整和完善。换言之，五四作家挖掘和建构传统文学经典，所持的是新的、现代的文学标准，是以新观念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创造性建构。胡适后来曾这样总结五四文学的中心理论，也可将之概括为五四传统经典重构的基本标准：“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进化”是五四作家重构经典的首要原则。进化观是“五四”思想文化界的集体认同，落实在经典重构上，基本内涵就是如胡适所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即认为文学发展和评判标准随时代发展而变迁，作家应该创作、文学史家应该推崇的，是“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在现实语境下，五四作家所指的进化内涵又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现代语言，也就是“白话文”。白话是新文学运动的根本，五四作家的经典构建也自然以之为主要依据。可以说，正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所呈现的价值评判标准：“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白话文是五四作家经典建构无可置疑的首要标准（尽管在具体操作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调整与妥协），五四作家所建构的文学经典绝大部分都是白话文学作品，使用的是可作为“国语”典范的语言；二是现代文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诗歌和散文才是正宗，但五四作家认为，进入现代社会，最符合进化要求、与时代关联最密切的文体形式应是小说。因此，新文学运动伊始，胡适就特别提出小说文体问题：“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只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郑振铎也对传统进行质疑：“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谈’、‘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五四作家为经典构建而做的考证和推介工作多在小说领域，他们所推崇的经典作品，特别是影响较大的作品，也多集中于小说体裁。
五四作家重构经典的第二个标准是“人”，就是真实基础上的人性和人情。在作家的经典评判中，“真实”、“人情”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求。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对元稹、白居易评价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主张“为人生而作文学”，其作品具有“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真实”等特色。在评价汉乐府民歌时，胡适也特别赞赏其写出了“真的哀怨”、“真的情感”。其《诗经新解》对《诗经》作品的阐释，更是完全的现代人性化解读。鲁迅在评论《红楼梦》时，也重点突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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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内涵和“真实”品质：“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则不同。”“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陈独秀评价《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它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他更表示：“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做善述故事的小说。”包括在艺术方面，作家也很看重作品与人性相关的因素。如对《西游记》的艺术特点，鲁迅和胡适不约而同地特别强调其生活情趣和娱乐性，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优长：“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这也是他的本领。”在评论《儒林外史》时，鲁迅也立足于人的角度，将作品的人物刻画作了高度评价：“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五四作家重构文学经典的第三个标准是“民间”或者说“大众”。五四文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促进文学走向大众，周作人《平民文学》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这一基本思想指向，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等也都包含着这样的旨趣。文学经典的建构也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在选取标准上蕴含着强烈的民间意趣和平民情怀。胡适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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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他还声称：“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因此，胡适《白话文学史》将相当大的篇幅放在民歌和平民诗人上，在鲁迅、胡适所推介的古典小说中，有相当部分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具有浓郁民间文化色彩的作品。这一标准在“五四”经典重构中的影响力，可在《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两部作品的不同遭遇中见到一斑。两部作品都是文言小说，体裁、内容、文学成就也大体相似，但前者受到五四作家推崇，进入经典之列，后者却基本上被人忽略。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聊斋志异》具有强烈的民间文化色彩，而《阅微草堂笔记》则充盈着文人气息。与之相一致，五四作家在评判和推崇经典时也很重视文学在社会大众中的接受效果，也就是充分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和受欢迎程度。典型者如《三国演义》。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审美价值评价并不高，但立足于现实社会效果和影响的角度，依然认为它是“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
“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在此，它被赋予了文学经典的地位。无独有偶，鲁迅也认为《三国演义》存在着“描写过实”、“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等思想艺术缺陷，但从社会影响角度考虑，也给予了肯定的推崇：“所以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
参考文献：
[1]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２期；《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６期；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６期；贾植芳：《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学术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６期。
[2]代表作有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秦弓《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掘与继承》（《河北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宋剑华《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承续》（《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3]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第３卷第４号，１９１７年６月。
[4]《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１８—３１９页。
[5]钱玄同：《随感录十八》，《新青年》第５卷第１号，１９１８年７月。
[6]胡适：《文学进化之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５卷第４号，１９１８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