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当代教育家成长的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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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当代教育家成长的政策思考——基于我国历史上教育家涌现的三个高峰期的启示摘要：促进教育家成长是落实“教育家办学”的重要举措。本文借鉴孙孔懿研究员关于“中国历史上教育家涌现...
促进我国当代教育家成长的政策思考
——基于我国历史上教育家涌现的三个高峰期的启示摘要：促进教育家成长是落实“教育家办学”的重要举措。本文借鉴孙孔懿研究员关于“中国历史上教育家涌现的三个高峰期”的研究成果，在深入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教育的现实，探讨了促进我国当代教育家成长的政策思路。关键词：中国历史教育家政策教育要坚持科学发展，必须更加强调依靠“教育家办学”。这是党和国家的热情呼唤，是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学生家长的强烈要求，也是社会发展、改革和创新教育的迫切需要。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和最庞大的教师队伍。目前，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伟大的教育实践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广阔的舞台。但目前对教育家成长的研究多集中于个案的关注。本文试图以史学的视角，在深入分析我国历史上教育家涌现的三个高峰期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教育的现实，探讨促进我国当代教育家的政策思路。1、我国历史上教育家涌现的三个高峰期我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无数教育家。我们所说的教育家，泛指一切与教育相关的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家、教育活动家、教育事业家、教育实践家、教育改革家等等。江苏省教科院孙孔懿研究员通过对《教育大辞典》收录的398位中国教育家的分析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两宋时期和近现代之际是教育家大批涌现的三个高峰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圣人”涌现的高峰期。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238年共300年间，涌现出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荀子五位宗师级的教育家。他们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上的贡献具有开天辟地的原创性，对后世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我们优秀教育传统的源头，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骄傲。宋代320年共涌现出王安石、朱熹等38位教育家，是我国教育史上教育家涌现的又一个高峰期。他们教育学派之多、教育机构之广、名师硕儒之众，在我国教育史上首屈一指，其作用不但完善和深化了传统儒学教育，开拓了文学教育、艺术教育、医学教育，而且直接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就出现在宋代。近现代之际（出生于1840年后并于1992年前去世的教育家）共涌现出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等228位教育家，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高峰期。他们共同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推进了我国教育面向世界以及教育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2、对促进教育家成长的政策建议2.1加大对教育的物质支持，并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向教育转移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生产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土地私有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宋代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的。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载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交流与繁荣。近代之际虽然我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极端没落阶段，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但国门的打开也使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技大量涌入中国。可以说，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是奠定三个时期教育家成长的物质基础。科技是促进教育变革的第一生产力，也是促进教育家成长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科技空前繁荣，但成果转化率却不足10%，而向教育领域的转化更是少得可怜。由于教育的非营利性，科技向教育的转化甚至在思维观念上还没有形成自觉意识。教育发展及教育家的成长缺乏现代科技成果的有力支持，尤其在欠发达地区，信息技术等新的科技成果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于教育，使优秀教育人才失去了一个成长的支持平台。因此，应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向教育转化的机制，努力促进科技成果向教育领域的转移和应用。当前，我国经济已取得巨大进步，但教育公共财政投入不足仍是制约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地方和学校由于缺少必要的财政支持，只能发放教师基本工资和维持日常经费支出，而对优秀教师等地方教育领军人才缺少物质支持，在市场经济下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许多贫困地区出现了优秀教育人才或转行或经商或流入他地等人才流失现象。同时，由于财政无力，使得许多学校滋生了“乱收费”现象，扰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和师资队伍的积极发展，许多优秀教师和管理人才的精力转向了经济，他们中许多可能成长为教育家的优秀资质在学校经济困境里逐步瓦解溃散，最终流于平庸。目前我国正逐步加大教育投入，但基于我国教育基础薄弱而教育投入是个长期过程的现实，应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建立优秀教育人才成长基金，从政策上激励优秀教育人才并确保优秀教育人才的成长。同时，教育投入的增加也必然吸引社会上更多的优秀人才流向教育，那必定能增强和提高我国教育家的质量和数量。2.2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多样化的教育人才成长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萌芽。近现代之际，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逐渐崩塌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开始萌芽，以及社会之生产关系最终确立。这两个时期错综复杂的时代动荡最为鲜明。在时代的断裂中，人和社会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旧的一切需要改造或摒弃，新的秩序、新的体系、新的价值观、新的治国理念以及人的新的价值与伦理等需要不断传播、发扬，为教育家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机遇。宋代尽管没有明显的时代动荡，但仍是一个“多事”不安的朝代，短短320年的历史分为了北宋（960年－1127年）和南宋（1127年－1279年）两个时期。其间，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大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外部与辽、夏、金战事频发，屈辱求和、皇帝被掳。这三个时期都处于社会急剧动荡、时代迅速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些动荡带来的不只是不幸，它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体系的迅速变革，另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观念等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使人怀疑和颠覆着旧的社会结构体系、价值观念以及人的生存和思维方式，不断审视和接纳新的时代信息，同时又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去应对变革带来的挑战，造就各种智慧的涌现，为教育家成长提供了历史机遇。当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没有上述三个时期那样激荡，但在全球化信息文明和知识经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以及我国正在发展中的工业经济的冲击中，我们仍是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转型的全新历史时期。这也为我国当代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历史机遇。这个时代是需要教育家的时代，也是产生教育家的时代。但，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还有很多不适应社会变革的地方，尤其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不能很好地激发教育者的创造潜能。例如，应试教育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使得许多优秀教师从教一生充其量也仅仅是“应试指导专家”，而无法成为有思想有建树的真正教育家，严重冲击和阻碍了我国教育家的成长。再如，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有失公平，“重点校”等许多官方政策和政府作为不到位等原因，使得民办教育萎缩，不利于公平竞争，从而也不利于教育家的全面推出；同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以及幼儿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各地区、城乡、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不均衡，影响了多样化的教育人才培育。教育家是多种多样的，有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教育改革家、教育实业家等，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下的教育制改革，促进多样化的教育家成长。2.3抓住当前素质教育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深化理论和实践创新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矛盾，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矛盾，诸侯国与诸侯国及其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民生问题、战争灾难等等，使得许多饱学之士周游列国，讲学说政，著书立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不同寻常的矛盾时期，内忧外患。大大激发了仁人志士“为天地立志，为民生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近现代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深重灾难和危机，救亡图存、保家卫国成了国人的主流意识。在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广大知识分子以文字为武器，以心灵和精神为敌人，走教育救国之路，使得教育界人才济济。他们或扎根农村，或立足大学讲堂，在千疮百孔、危难重重的中国大地，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潮流。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特殊教育、教会教育，以及教育行政、教育科研、教育实践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家。深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是促进社会急剧变革的内因，为教育家成长提供了现实需要和实践“土壤”。它不但为身逢乱世的教育家成长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呼唤教育家立足现实实践探索，为教育家成长搭建了平台。深重的社会矛盾的危机，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激发了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主动性，创设了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献言柬策、表达政治主张（含教育思想）的条件，同时也满足和迎合了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危机的需要，使得许多教育家不但享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且有了实践自己理想的空间。由于它们社会地位的提高更加迅速和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催生了教育家的成长。我国历代知识分子几乎都试图从教育入手解决社会问题。21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推进素质教育的伟大实践，已经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肥田沃土。有学者指出：“教育工作者要成长为教育家，必须刻苦学习教育理论，深深植根于教育实践，不断进行探索、研究和创新，不断丰富自己的教育实践，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把它上升到理论，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当前素质教育实践中，教育内部体制和社会外部环境的矛盾，社会对人才规格需求和教育方式、培养目标的矛盾，人才选拔方式和人才多样化的矛盾，素质全面发展与应试的矛盾，教育管理与素质教育实践的不协调等等问题，制约着素质教育的推进，期待教育工作者发挥聪明智慧去解决。对于素质教育的矛盾和问题，尽管在理论研究方面已有不少建树，也涌现出一些优秀教育家，但一方面数量远远不适应素质教育需要，质量也尚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结合不紧密，两极分化倾向严重，使得许多理论工作者缺少实践的锤炼，日趋钻进理论的空壳；基层教师缺少理论的支持与升华，日趋保守在经验的窠臼，严重影响了教育家的成长。在学校教育中，应试教育的强势影响仍然存在，使得许多优秀教师从教一生充其量也仅仅是“应试指导专家”，而无法成为有思想有建树的真正教育家，严重冲击和阻碍了我国教育家的成长。当前，一方面要不断督导各级各类学校严格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改进教育理念，调整教育目标，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力度，改进教育评价机制和标准；同时要不断提升教育品质，尤其要注意不断增强教育者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以解决素质教育的现实问题和矛盾为舞台，深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促进教育家的成长。2.4建立健全社会参与的优秀教育人才推出机制，促进各类优秀教育人才脱颖而出政治宽松，为教育家成长提供了自由的政治空间。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学术思潮的涌动，都与宽松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知识分子才能无拘无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鸣。政治宽松是这三个时期的一个共同特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物质财富开始向下层人们移动；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期待解决，下层人们的政治呼声得以表达和宣扬，出现了政治思想的多元特征，这使得统治阶级的统治发生动摇。同时，连年不断的征战、侵并，使得统治阶级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私学的兴起就是打破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表征，揭示了政治环境的宽松，文化下移于庶人，教育得以惠及更广大人群，促进了平民阶层中教育家的成长。从1840年起到1927年，其状况与春秋战国时期类似，内乱不断、外强入侵、皇权崩析、儒家伦理失色、军阀割据混战，使得政府统治无力，不同立场的教育思想和学说得以自由发表。宋代虽然没有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但基本上是弱政府状态。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变法与保守、主战与求和，斗争尖锐，王安石就曾两度罢相两度拜相；另一方面，最高统治者优柔寡断，政治摇摆不定。同时，宋代属于鲜明的“文人政府”，最高统治者以及其他上层统治者大多是喜文善赋的文人，较其他封建王朝，宋代的高层统治者驰名文坛者最多。这使得统治阶级不但放松了对下层人们的思想钳制，而且对文人大都能给予尊重和礼遇。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高层统治者对文人的相惜和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交流、繁荣，从而成就了一大批知名教育家。宽松的环境对教育家的成长非常重要。尽管“教育家”不是别人封的，不是官方定的，但政府的关心、推动、扶持是不可少的。同时教育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也要利于教育家的“露头”和成长。当前，由于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思想钳制”，一方面政府对学校的行政权力管制太重，学校缺乏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僚化体制普遍存在，政治家和官员办学替代了教育家办学，缺少治学民主和自由以及合理的学术批判。同时，由于官本位思想的作崇，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优秀教师的管理与激励机制存在很多问题。譬如，以官位激励和引导优秀教师，在待遇（甚至包括职称）方面也普遍显性或隐性地以官位高低来确定。这样便使得许多优秀教师在成名后脱离了学生、脱离了教学，甚至脱离了学校，与教育家失之交臂。在物质激励方面，由于缺少物质激励政策或物质激励政策不合理，以及政策实施不公正等原因，优秀教育人才的劳动没有得到优厚的物质凸显，也影响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在评价和职称评定政策方面，也存在着过分强调资历、荣誉、学历等问题，使得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年轻教师在精神与物质待遇、职称方面，难以得到认同，得不到相应的鼓励，被积极性挫伤。教育家的成长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对他们的保障可以公务员化，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或就是公务员。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在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激励机制、职称政策，减少官本位的影响，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管理体制。尤其要重视建立社会参与的优秀教育人才推出机制。教育家的成长，不仅是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事，更是各级政府、全社会的事。我们要完善外部社会环境，大力宣传教育家，形成尊重教育家、学习教育家的浓厚社会氛围。社会对教育家的认定、了解、尊重和支持，有利于激励和支持优秀教育工作者攀登教育家的高峰。2.5加强管理和监督，繁荣学派“市场”，促进学派争鸣这三个历史时期教育家的涌现，都有过此前思想文化缓慢发展的长期积淀过程。正如有关学者评论，正是有了前期学术思想的厚积，才汇成了此后喷发的学术思潮。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荀子五位宗师的教育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经过夏、商、西周近千年的文化积淀、传承，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集中涌现的。宋代可以说是盛唐之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高峰。北宋的政治中心开封、文化中心洛阳所在的黄河流域中游，自古就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先后有秦的国都咸阳，西汉国都长安，东汉国都、三国魏都、西晋国都洛阳，隋代国都大兴，唐朝国都长安等等。黄河流域中游经历代政治、文化的长期积淀，有着丰厚的人文基础。迁都临安（今杭州）后，南宋国都所在地，也曾先后经过一次次华夏文化的东南迁移而积淀了丰厚文化基础。同时江南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发达，自古为富庶之地，且远离边疆，社会稳定，吸引着人才的流向，使得长江三角洲发展成为全国人文之渊薮。从宋代教育体制看，宋代的太学和各地的州县学、书院蓬勃兴起。宋神宗时，太学实行“三舍法”（外舍、内舍、上舍）升级制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首创。太学之外，先后建立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是高等教育实行分科的萌芽，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发展。同时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极大普及，城乡出现专门的教书先生，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这些无疑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近代，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使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越来越多，西学的课程，如数学、几何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等，在整个教育课程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大量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报刊书籍也空前增多，由此带来青年学子的知识结构逐渐超越了传统的经史子集，拓展了人们的知识空间，奠定了近代中国教育家成长的知识基础。这三个时期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种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学术流派不断交流、争鸣，从而成就了许多领袖级的著名教育家。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使一大批私学大师脱颖而出，提出各自鲜明的思想主张，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群体。他们的思想是在相互学习、碰撞、交流、争鸣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著名的“百家争鸣”，成为后世学术发展的典范和历史佳话，同时，争鸣中也打造了“儒家”、“道家”、“墨家”等智慧的学术群体，锻造出了孔子、老子、墨子等绝对宗师级的教育大家。宋代历史短暂，但有着庞大的教育家群体和众多的教育流派，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也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后，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主要有“湖学”（胡瑗、孙复、石介为代表）、“临川学派”（王安石为代表）、“理学”（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绍雍为代表）、“心学”（陆九渊为代表）、“中原文献学”（吕祖谦为代表）、“事功学”（程亮、叶适为代表）等等。学派之多，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其中，占据支配和领导地位的王学（王安石）和程朱理学，尽管存有尖锐的分歧，但在尊孟方面是共同的，孟子因此由诸子之一提升到孔孟并称得亚圣地位。他们斗争非常激烈，学术交流也极为频繁。一方面，他们在复杂的斗争中，促进了不同政见和教育主张的成熟。另一方面，又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好学风。同时，大家们既为官吏，施展不同政见思想，又为名师，创办私学（书院），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讲学会友，慕集优秀学子人才，使得以名师或官吏为核心的学术流派多彩纷呈，形成了人才成长的“群落效应”。近代之际是我国古今中外、新旧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不同学说和流派不断争鸣的时期。封建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激烈冲突、吸收、争鸣，甚至对峙、斗争，形成了许多不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念的流派，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营养。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经过一次次争鸣的洗礼，我国教育队伍不断壮大，从时代需要出发不断吸收转化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并在研究中不断加以批判、改造、实践、创新，产生了许多颇有建树的教育家。尤其前苏联教育思想理论的传入、西方教育实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在我国的兴起，直接推动了我国教育的科学化进程。文化的不断积淀、碰撞、融合和流派争鸣，促进了教育家的成熟。这启示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教育人才资源的开发与管理，重视对他们的重点扶持，在学习培训以及作用发挥上将其放在优先和突出的位置，并以相关人才政策的形式，切实落实优秀教育人才队伍建设，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条件。另一方面，要坚持“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实行学术自由，鼓励有思想、有建树、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创建学术流派，积极进行学术交流和争鸣，在相互学习、砥砺中推动教育家的成长、成熟。从三个时期看，官学结合的学术流派（融达官和硕儒双重身份为一身的学术中心）虽然存在学术霸权的缺陷，却极易于学术流派的形成、争鸣和教育家的成长。笔者以为，“官学结合”并没有抑制学术自由的必然性，而问题是对学术流派和学术“市场”领域缺乏合理有力的监督机制。其实，目前存在的许多学术腐败表明，建立健全学术监督机制是保证学派繁荣和促进教育家健康成长的必要举措。教育家的涌现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历史上教育家涌现的这三个时期，作为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三个篇章，她所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远远不止于笔者的思考，期待着我们深入发掘。正如王曾瑜教授所言，“研究历史，不单纯是为古人算账，而重要的是为今人和后人开路”。参考文献：[1]朱瑞熙.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J].新华文摘2007,(1).[2]郭永福.时代呼唤和造就教育家[N].中国教育报,2007,6(16).[3]尹继佐,周山.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王曾瑜.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J].新华文摘,2007,(1).[5]郑大华.西学东渐: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J].新华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