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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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新阐述对语言与文化关系解释中四个维度之间的距离不代表精准的数量差别。左侧的连续统表示可分性强弱变化。与上述讨论的“可分论”与“不可分论”的观点不同，这里反对绝对的...
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新阐述对语言与文化关系解释中四个维度之间的距离不代表精准的数量差别。左侧的连续统表示可分性强弱变化。与上述讨论的“可分论”与“不可分论”的观点不同，这里反对绝对的“可分”与“不可分”之说。取而代之的是从“可分性弱”到“可分性强”的连续统。换句话说，四个不同维度上的语言文化在可分性上虽有“强弱”之分，但非“有无”之别。右侧的连续统表示的是显性度的高低变化。这里“显性度”是用于区分可分性的操作性指标。所谓“显性度”指的是母语者对语言文化的意识程度。凡是母语者对其意识程度低的，就属可分性弱，反之就属可分险强。简言之，语言文化的四维度及其可分性和显性度强弱与高低情况。可分性最弱、显性度最低的是语言本体维度上的语言文化。该维度指的是内嵌在语言本体内部的文化，例如不同民族对空间、时间,颜色等概念的感知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最终会投射到语言本体上。正常情况下，母语者获得这个维度上的文化处于无意识状态。儿童出生后就开始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学习母语，随着母语水平的提高，语言本体中的语言文化就自然习得，例如英汉两个不同民族对空间关系的感知存在差异汉语本族语者在识解带有图形与背景的空间关系时，倾向于从背景到图形，而英语本族语者则与此相反。于是，这两个不同民族对空间关系感知的差异便反映在语言本体中。汉语本族语者在描述物体方位时，自然地采用从背景到图形的语序(宿舍一床头一书桌一抽屉一文具盒)，而英语本族语者则无意识地遵从图形到背景的语序(从文具盒一抽屉-书桌一床头一宿舍)。同理，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汉语描述通讯地址、时间和名词修饰语的顺序与英语不相同。笔者认为，语言本体维度上的语言文化与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萨巫尔一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所主张的内容非常相似。虽然内嵌在语言本体的语言文化往往处于母语者的隐性知识系统中，但这绝不意味着隐性知识终身不变。设想英语本族语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中文教师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比较，这类隐性知识就有可能成为显性知识。性次弱、显性度次低是情境维度上的文化。该维度指的是日常交往中的适切性规则即在何时、何地、对何人、用何方法、讲何种话的规则，例如英语本族语者之间一般不互相询问对方的年龄、工资等隐私问题，又如汉语中“您”是尊称，用来称呼比自己年长的人或表示自己尊敬的人‘称”是普通称呼，可以用于称呼比自己年轻的人，也可以用于称呼和自比较亲近的人。这一类情境性规则的习得是个体社会化过程内容的一部分，人们无需付出额外努力。有人可能要问情境维度上的文化的显性度为什么比语言本体维度上的稍高、可分性稍强呢?笔者的理由是，与情境维度上的文化相比，语言本体维度上的语言文化存在于概念或概念体系中，处于认知体系的较深层次，更不易被母语者所觉察。性次强、显性度次高的是语篇维度。该维度上的语言文化指的是口语与书面语内容表达的组织方式。这里有两种语篇。一种用于人际交往，一种用于商务和学术交流(Cummins2008)。前者的习得与个人认知水平的提高同步进行，不需要刻意学习，显性度比较低，例如英语本族语者打电话时会先主动告诉对方自己是谁，而汉语本族语者喜欢先说"xxx在吗，请他接电话”，或者说‘请问你是xxx吗甲。用于商务和学术交流的语篇方式需要显性学习，例如撰写学术文章的语篇结构一定要经过正规训练和反复练习才能掌握，这一类知识的显性度高。正是由于语篇维度上既有显性度低又有显性度高的语言文化，因此这一维度上的语言文化的可分性高于情境维度。显性度最高、可分性最强的是主题维度上的语言文化。该维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各种学科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它们既可以跨越时空，又可以超越国界。这些知识的获得要么通过学校正规教育，要么通过个体自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主题维度的语言文化几乎都属于显性知识，因此被置放在显性度最高的一端，可分性也最强。很显然，同一主题知识可以用各种不同语言来表述，同一种语言也可以阐释各种不同的主题知识。尽管相比较而言，这里的语言文化可分性最强，但笔者不认为语言与文化可以绝对地分开。凡是从事过翻译工作的学者都有“不可译”的体验。例如，“和”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这个概念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恰切的对应词语，再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道家的“道”，在翻译成英文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