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何为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大学内在的综合职能被各级各类管理所分解，外在的服务职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而对各种诉求和期望，大学需要回归本性，坚守育人本职。
关键词：大学职能；育人；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刘永存:最近网上流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自嘲:“三年前，我能做三角函数，解多元高次方程，能背文言文，虽然英语不好，但也知道either or和neither nor，知道辛亥革命的意义，会画大气环流图;再往前，能背化学元素表，知道氧化还原反应和中和反应，知道牛顿三大定律，知道植物细胞有细胞壁，动物没有，而大学上了才三年，我就整个变成一文盲。”对此议论，不知您作何感想?
董云川:虽然有些夸张，倒也多多少少道出了当今许多大学生读大学的无奈。尽管，从理性的角度看，鞭子不应该全打在大学身上。然而，大学却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仟。这里之所以用“不可推卸”一词，是想警醒那些自视为高等学府的大学，世事变化、时过境迁，又一次到了该思考“我是准'“我要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该如何去干”的时候了。
刘永存:您刚才借用了康德“四问”来洁问大学，而这四个问题对于大学而言，却是不证自明的。难道您认为大学现在的所作所为并不到位?或有何偏颇吗?
董云川:佛学中称的“所知障”对此一针见血，专门指那些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知道的人或事。人们常常是被现象和常识欺骗了双眼或者是蒙蔽了心智。殊不知，常识以及对于常识的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正如人一辈子的追求和进步往往源自于不断刷新的自我认知。大学更应该如此，我指的是大学需要紧扣时代的发展，时刻保持谨慎、自觉和反省的能力。
刘永存:当今中国大学不是活得潇潇洒洒吗?一派繁荣景象!
董云川:大学自诞生起，即以探究传授高深学问作为其生存要旨。到了近代，德国的洪堡将科学研究引进大学，催生了德国大学的崛起，而关国更是将社会服务提到大学的主打视野中，从而助力关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独占鳌头。因此，根据通常的功用界定，大学具有传授知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在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迅速步入社会的中心，成为焦点。当在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遭遇到种种困惑之时，人们往往将大学作为解决问题的诉求点之一有时是培训中心(主要是工具性的人才培养)，有时是研发中心(主要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有时是文化中心(主要跟随主流宣传的需要)，有时是社会服务中心(主要是办班开公司)仔细地检点一下，你就会发现，大学的角色越来越多，承载的期望越来越大，以致大学在前进的路上容易因自我感觉良好而迷失—我本来是准?现在是准?我的存在功用何在?
刘永存:如果大学什么都是，那么，它最后就会什么都不是。这就好像，一个企业如果什么都做，最后，它就什么都做不好，也就无法凝练出所谓的核心竞争力。
董云川:事实上，这牵涉到最关键的大学主导功能和使命的问题。如果不弄清楚这一点，大学在七彩斑斓的现代社会里难免迷失晕眩。如果连大学自己都不知所措，身处其间的学生能不迷失吗?
刘永存:那么在您看来，大学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在前而讲到的传授知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甚至文化传承都不是大学最本质的特征吗?
董云川:诚然，这些都是大学的职能和功用表达，但并非大学的核心使命。如果大学仅仅围绕这些展开行动，就容易偏离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与众不同的、应然的存在价值。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己经被普遍认同的几种职能。先看传授知识。在一个信息闭塞、传播渠道不畅、高深知识讳莫如深的时化“传授”当然是大学最重要的职责，无可厚非。然而，在当代信息社会里，高深知识的可捕获以及可解析的概率大大提高，传授、传译、传诵既定知识己不再是高等教育机构独享的核心价值。其次，再看科学研究。如果大学偏颇于单纯的科学探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设置大学，都办成研究所不就得了。全世界一些优秀的实验室和科学研究所，比如贝尔实验室，甚至是一些企业的科研院所不照样也有惊人的创新吗?如果仅仅是为了创新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市场为中心的企业远比大学更有活力和张力，它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也更灵敏，更容易捕捉到市场竞争的生机。至于所谓的社会服务功能，就更谈不上是大学的优势了。今天，大多数的大学都难以提供类似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所能提供的社会服务。院墙经济，秀才生意，横竖都是大学的短板。
刘永存: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大学如果放弃这些职责，它还是大学吗?
董云川:我当然不是要大学放弃这些职能。而是要提醒大学反省:在现代化社会里，大学通过履行一系列具体的职能，发挥各种显性或者隐性功用的最终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断纠结于各种各样外在功用表述上的话，那么，大学的主导职能和方向感就会被弱化。正如陈翰圣先生所分析的那样，科学革命前，最流行的说法是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关德”。科学革命后，“关德”贬值。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关德”，让位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而到了眼下，“知识就是力量”也己经贬值，不能赚钱的“知识”，同样没有“力量”;就像不能创造<}DP的官员，必然没有政绩一样。
刘永存:我知道了。您的意思是否指向于人的培育问题，也就是说要着眼于让身处其间的学子们真正学有所得、学有所成，这才是大学存在的真正意义和口的所在?而我揣摩，您的意思还不仅是狭义的人才培养，而是综合地培育人，也就是与“教书”相对的那个“育人”。
董云川:正确。大学的存在价值根本上就在于让千千万万走进来的学生能够真正“成人”!大学应该成为“成人”的助力器，成为学生“成就自己”的力量。传授知识、科学研究都是促使学生“成人”的有效途径，而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则更是通过使一代代的学生“成人”之后而自然达成的。大学使命的重点并不是为社会直接提供了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市场化的服务，而在于通过将学生培养成为健康积极的人，并通过这些人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进而间接地履行其社会服务功能。作为肩负文化传承和创新使命的大学更是要通过将文化“化”之于学生的言行骨髓才得以落到实处。简言之，育人才是大学最核心的使命，最简朴无二的存在价值!
刘永存:事实上，这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分水岭所在。仅就传授知识而言，培训机构就可以对付;仅就科学研究而言，科研院所也可以完成。然而，正如高等教育专家维布伦所说，大学这一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差异在于，它将一大群年轻人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年长者聚集在一起，相互探讨，共同钻研，这种基于共同的关于高深知识的交往便具有了无法言说的意义!
董云川:因此，中国大学有必要检讨一下当下使命的担当问题。近年来，我们不断人为地将大学的综合职能割裂开来，公说公有理，而偏偏淡漠了“育人”这个能够会聚各个专项职能的蓄水池。君不见，当下大学最为投入的往往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不少的教授“忘隋于”科学研究，而忘却了教书育人的本分;许多大学忙于产业科研而冷落了基础研究，更来不及关注科研对教学的引领和服务。事实上，每一位合格的大学教师的教学活动都少不了科研和学术的蕴涵。一位没有学术修养的老师，如何能够站在讲台上应对那些在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学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科学研究和人文学术的大学教学是不完整的，也是不成功的。然而，当今大学却人为地将教学与科研分门别类，各有亲疏，显然又是基于政策导向的无奈。育人是“长距离”的赛跑，很难在短时间内对效果进行评价;而数字式的科研却可以通过工业化的计量方法进行简单评价。为了赢得评价指标的青睐，科研迅速转变成为发表文章的篇数。此时，许多肩负教书育人重责的老师自然而然地向应景式的科研倾斜投降了。此时的科研学术对他们来说，既不是基于对某种高深学问的迷恋和追求，也不是对自我教学的有效补充，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活着”的仟务!在这种游戏中，一些教师离社会近了，一些教师离“课题”近了，但无一例外，统统离“学生”远了。到最后，既没有很好履行“育人”之职，在学术上亦不会有多大突破。归根结底，大学的科学探究往往是在育人过程之中完成的，反过来说，育人的过程中少不了科学的探究。二者本来不矛盾。
刘永存:的确如此，应景式科研与教学的割裂让大学离真正的“人”越来越远!作为先上学、后工作、再上学、再工作，近年来不断在教师和学生身份之间换来换去的我来说，真是感同身受啊!在这个问题之后，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相对封闭的办学，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唤着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那么，而对着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又是否应该单列考量呢?
董云川:在“育人”的主旨下，什么样的社会服务才是大学应该提供的呢?从根本上说，社会服务职能既不能单列也无法单列。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释放要么是靠大学中人所创造的思想和科技的输出来改良、推动社会，要么是靠大学所培育出来的人才去改良、推动社会。所谓校办产业、均非大学本职。院墙经济以及办班捞钱等做法我们看到，将一个社会直接带入天堂。没有哪一代人能够社会总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奋斗，不断朝向好的方向发展和演进。既然人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核心的动力，那么，为社会培养全人可谓是高等教育为社会提供服务、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功德。大学可以提供咨询，大学可以通过创新发明、获取技术专利服务于市场，但在主流上也需要与育人相关联。如果孤立创办产业而不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实习、实训的机会，如果分心劳神投入纯粹的商业活动，即使大学能够获取利润，其实也乏善可陈。因为，无论是组织还是人的注意力、精力都是有限的，偏颇于功利就难免削弱育人的天职!
刘永存:当前，大学五花八门的创收活动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是否正在成为另一场竞赛。如果这场竞赛最终的受益者不是学生，而仅仅是为了填补大学高额的成本支出以及贷款负债空洞，我想，这不仅不是大学竞争能力的进步，相反，是高等教育组织生存方式的退步。
董云川:对于大学来说，坚守本职太重要了。就像人一样，特质和品质需要一生的求索和守候。比如，今天还有许多人要将文化传承和创新单独列举出来进行强调，认为其有必要成为大学的第四职能，这恰恰印证了大学对自我职能的放逐和迷茫。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创新等职能本就是育人全过程之中不可分割的，犹如空气犹如水，如何拆解、如何单列?我想象不出。难道大学所做的一切原来没有传承文化吗?难道大学而对学生时只是“传授知识”而没有传递文化吗?将这一职能单列，与其说是在强调大学在文化上的重要价值，还不如说是在提醒大学要回归本职，迷途知返。文化是“有而不在”的。真正的文化并非让大学在形式上弥漫着之、乎、者、也，而是要在本质上浸染每个人的心灵，改变惯习、修正规范，创建关好的新秩序。文化最后的归属在于行为、心理、价值观的改变，而非简单的标语识记。
刘永存:文化一旦标签化，就会流于浅薄，难怪有人说:今天盛行的“文化产业”根本不是文化，就是产业!大学渐渐只教书、不育人了!大学生们都有知识而无文化了!
董云川:德国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洞察了工业化对教育的挤压，以锐利的笔调抨击了训练式教育，并将这类教育归之为动物式的训练。人类的教育应该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精神与精神的交汇，从而产生出难以言状的情感。工业化下的大学只是强调知识的攫取，将人训练成为机器流水线上的一个代替物和在市场而前精于算计的冷冰冰的理性存在。今天的大学如若不警惕职能的分崩离析，就难免重走雅氏所批评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