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志、扶智、扶学:信息化促进教育精准扶贫“三位一体”模式建构（2）
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宏观经济社会需求与大学发展内在逻辑的有机结合，走向2030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必须找准高等教育和国家发展富强的结合点，在政策与实践上精准发力，走依法治教之路:一方面政府通过体制改革，减政放权，赋予高校更大的法定治理自主权;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意愿与能力，使人才培养及学术研究的成果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及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4.坚持走全球视野与中国意识相结合的道路。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世界性趋势，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以虚心的态度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以积极的行动参与国际交流。高等教育现代化也是本土行动，需要立足国情，针对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制定本土化解决方案。
由于中国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既有中国特定经济社会因素，也有全球化世界的共同背景。因此，发现并科学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将全球视野和本土意识相互结合，将人类社会所积累的多学科知识、多领域经验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实践智慧融会贯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3.2、强化高等教育资源保障与政策导向，形成社会广泛支持的体系及机制
高等教育已成为人类所创造的最庞大的社会事业，其现代化建设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及政策资源。可以说，资源保障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到2030年整体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约束性条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保障并提高了对教育的投入;凡是在教育上欠账的国家，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必须将资源保障提到战略高度。
1.继续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高等教育经费是衡量一个国家保持并发展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虽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上升，但是与发达国家、尤其是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保障经费投入。
首先，加大政府投入，提高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有着明确规定，即“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这样的公与非公相结合的高等教育经费体制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
第二，增强高等教育经费的多渠道筹措机制，提高非政府投入经费的总量和比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多渠道来源主要包括学生学费、银行贷款、校企合作收入、捐赠、基金收益等。其中高校收费改革遭遇到了学费水平的“瓶颈”，高校收费制度有待创新。要打破统一学费水平的制度安排，通过价格细分，实行差异性收费。在学费标准的制定中应综合考虑学校水平、学科专业性质、学校所在地区经济发达水平、学生家庭收入水平等变量，实现学生的学费水平与学生家庭支付能力、学生培养成本以及毕业后的预期收入成正比。尊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扩大高校收费自主权。
第三，提高高校自身经费筹措能力，丰富高等教育经费多元化投入体系。要积极扩大对高等教育的非“政府”投入。例如，在核算生均成本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收入水平的学生制定不同学费标准;在成功化解目前高校债务危机的基础上，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或其他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高校长期低息贷款制度以及公开发行债券制度;高校应通过科研成果转化和专利技术转让，进一步吸引社会企业增加对高校的经费投入。发展并完善创业型大学理念，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改革经验，在增加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多种资金投入的同时，增强大学自身经费筹措能力。将改革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改革目标，以市场为核心的筹款管理、投资管理、产业经营等营销方略将成为我国大学自力更生，从“创收”走向“盈利”的重要选择。
2.切实发挥拨款的政策导向作用。政府政策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作用明显，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所在，是由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所决定的。因此，在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依然应该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与保障作用。
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非竞争性经费拨款方面突出公平性，在竞争性拨款方面保持灵活性。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非竞争性经费拨款的公平性，实现区域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逐步建立和实施严格的生均拨款制度是必须的选择，即政府部门对于高等教育的非竞争性经费拨款应在参照生均培养成本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在校学生数量进行拨付。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高等教育生均拨款制度的建立还有赖于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竞争性经费的拨款方面，政府部门除加大投入力度外，还应在拨款的过程中尽可能淡化身份制度和行政级别，努力打造一个公平而高效的科研竞争环境，建立起完善的绩效拨款制度。
为使政府政策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应该进一步做到政策程序的合理性、政策面向的公平性、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为规避政策风险，预防政策失误，政策制定需要有合理依据、循科学程序。与经济格局一样，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内实际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政府应当秉持公平的原则、采取公正的立场，区别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发展需要，做出资源配置上的科学决策。
3.促进形成社会广泛支持的体系及机制。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许多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的反映，因此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这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社会资源。社会资源对高等教育的支持表现在多个方面，如社会捐资、通过产学合作的方式支持高校科研、通过共建实习实践基地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等。
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参与高等教育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需要进一步制定与完善鼓励社会机构支持、参与高等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高校应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合作共赢，构建包括政府与社会各类机构在内的有效高等教育社会支持体系。
3.3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系统转型，形成多样化、开放性、协调性的教育体系
21世纪的前30年，世界规模最大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经历了从精英向大众化阶段过渡、进而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历程。高等教育在这一历程中要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使同质化、封闭式的教育体系转型为多样化、开放性、协调性的教育体系。
1.适应普及要求，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多样化需要的能力。多年来，我国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一直存在同质性强，内部创新要素发育不足，服务经济社会多样化需要的能力有限等问题。知识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带来高等教育功能的拓展，传统高等教育难以为继，必须进行系统转型。
从东亚地区的经验看，学生的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色彩，在基础教育以升学为导向和高等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背景下，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经济发展速度成正比，在经济腾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能够提供较多较好的就业岗位，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较高，因为毕业可以找到好工作，而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甚至停滞阶段，就业岗位减少，“好”的岗位远不能满足需要，学生的学习动机下降，厌学情绪上升。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变为平稳增长，高等教育普及化会带来规模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形成一定“涨力”。这种涨力如何化解，需要高等教育的系统转型。
系统转型是从性质单一的传统高等教育体系转向内涵丰富的第三级教育系统，突破原有大学教育与职业培训、正规高等教育与非正规高等教育、全日制高等教育与非全日制高等教育的藩篱，改变狭窄固化的人才培养理念和制度，培育新的教育机构和组织形态，形成能使不同人才脱颖而出的培养环境和机制;系统转型是高等教育系统在自身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根据社会发展形势与要求，遵循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实现系统的全面发展与进步，这种转型是渐进式的自身发展演变，而非外部力量强力推进下的断裂式变化。
经历系统转型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既符合国家和社会优先发展目标，又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基本教育权利;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满足学习者多样性需求;既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相连接，又体现终身学习理念，综合完善的第三级教育体系。我们要从第三级教育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上，统筹规划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学校教育和终身学习，高端人才培养与大众普及教育等工作。提高教育系统的健康性，实现教育形式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