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晚清；政治文化；历史事件；西学；文学传播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AHSKY2014D108：《政治文化与政治修辞：以晚晴小说为考察中心》；安徽农业大学文艺学培育学科建设（2013zdxk-16）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12－0146－05
作为思想史上的事实，晚晴以来的中国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发生了十分复杂的价值文化变革，其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转变最为突出。政治文化的变革表征既体现为重大历史事件，更与投射到每个个体的“情感心理”相对应。历史只有从生活事件化为时代的思考，投射到人们的心理，与心灵感染、体悟之后，才能重塑新的政治文化形态。晚清时期人们特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内在构成异常复杂。一系列的战败尤其甲午战争的影响，激起国人对国家时局的忧虑。伴随着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治危机，以及天朝中心论的破灭，再加以西学的传入，现代报刊的文化传播，现代性的政治文化在国人的内心逐渐发生。
1、政治文化心理的现代起端
18 世纪后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曾有一次直接的西方政治文化体验。1793 年，当清政府面对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时，清廷对那些新鲜的西方科技、军事成果却不屑一顾，或者仅仅作为珍品、玩具收藏。“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1]正如马克思这里所评价的，在盲目的天朝中心论的意识支配下，中国自上而下呈现出一种自我麻痹、自我幻化的群体心态，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政治环境毫无所感。政治意识的淡薄、文字狱的余威使得此时的中国士大夫文人严重地缺乏政治关怀。
在近代历史上，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不适应。但这只是第一步，对于国人来说这种不适应进而引起的反思是被动的，且新旧杂糅。受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影响，即便面临政治危难，人们对它的理解一方面在于“夷狄”的恶性、非正义性，同时也在于“器”的落后，并未从制度、文化层面去反思自身。关于政治危难的文化表达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文学中虽出现控诉侵略者，但这只是传统文学中常见的儒家情怀，即经世匡时的醒世苦心和痛失河山的悲愤表达，如“人间何地无沧桑，平填黄浦成夷场……圣人先见在故府，烟尘海上天苍凉”[2]。蒋廷黻对这种现象的评述鞭辟入里：“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努力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3]即便如此，外强的侵入，中西交逢之初，民族伤痛与夷夏之辩交相互融，仍然对国人麻木封闭的传统政治心理带来一种冲击，尤以在知识阶层中最为明显。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外国领事极大破坏了君主专制的权威性；割让香港则是中国主权丧失的标示，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官僚机构的统治权力受到质疑；中国自然经济传统生产关系的逐步被破坏，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必然引起人们政治心理的反应：战争的权威在于他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际，并用暴力戳穿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
“庚申之变”后，二次鸦片战争第二轮主权的被侵犯，又使国家被放置在一个危难关头。虽有如士大夫叶名琛之流，仍沾沾自喜于天国的威严，沉浸在中国封建主义以华傲夷的虚幻政治心态中，但这种自欺、懵懂和虚骄心理，是固守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幕挽歌。事实上，这种传统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在日常政治文书的概念使用上，“洋”代替“夷”是一个表征。天津条约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这是一种政治观念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从一种俯视他者、“王天下”的国家伦理主义转变为现代性的政治理性主义。这种外力的逼迫与无奈造成了一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剧痛。但也正是在剧痛中，带来了国人痛苦而深刻的反省。一直自诩为生活在“天朝大国”的士大夫文人，在西方粗暴的政治武力冲击下，被迫从迷梦中走出，也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体系中所谓“天朝大国”的真实处境。晚清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反清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依托于西方宗教，延续明末以来的反清思潮。太平天国起义鲜明反孔，并不因为儒家是封建统治的思想体系，主要是以上帝代替孔子，建构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起义目标同具有新鲜感召力的西方宗教文化结合为一体。客观地说，这次起义并没有与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形成文化共鸣，也没有在民众心理造成改天换地的政治刺激。直至失败，其始终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革，但它冲击了传统政治文化体系的坚固性和真理性；同时这种政治革命由于洪仁玕等先进人士吸收西方思想，便带有一丝明显的现代性色彩。